《礼器碑刻拓对勘》
明清以来,特别是金石学兴起以后,金石拓本收藏首重汉魏名碑已成共识。《礼器碑》作为汉隶名碑,自宋代以来一直被历代书家高度重视,在众多的汉碑中脱颖而出,是历来学习隶书者所不能忽视的大名品。
《礼器碑》立于东汉永寿二年(156年)。又名《韩敕碑》或《韩明府修孔庙碑》,全称是《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》。全碑不设碑额,内容记叙东汉鲁相韩敕复免孔子外祖颜氏、妻并官氏后人邑中徭役、制造孔庙礼器及对韩敕的赞颂之文。现保存于山东曲阜孔府汉魏碑刻陈列馆。原石高约227厘米,宽约103厘米。原石四面环刻。有半圆形碑额,无题额。
清代书法家王澍在《虚舟题跋》中称:“《韩敕》无美不备,以为清超却又遒劲,以为遒劲却又肃适。自有分隶以来,莫有超妙如此碑者。”
清末碑帖学大家杨守敬《评碑记》云:“汉隶以《开通褒斜道》《杨君石门颂》之类,以性情胜也;《景君》《鲁峻》《封龙山》之类,以形质胜也;兼之者惟推此碑(《礼器碑》)。要而论之,寓奇险于平正,寓疏秀于严密,所以难也。”
启功先生在其《论书绝句》第二十一首论汉隶时也首推《礼器碑》:“礼器方严体势坚,史晨端劲有余妍。”“汉隶风格,如万花飞舞,绚丽难名。核其大端,窃以礼器、史晨为大宗……缅彼诸碑书丹未刻诗,不禁令人有天际真人之想。”
这次《礼器碑》的刻拓对勘工作,黄宪之先生依旧秉承还原“书丹未刻时”的原碑面貌为出发点,对原石照片加以专业的图像处理,将原本两三个字一张的照片进行拼接,使之与拓本的装裱行款相符,并去除了原石照片上的杂质和光斑,校正了颜色。
在刻拓对勘图版之后,有黄宪之先生撰写的本书后记——《“书丹未刻时”深度学习系列之二》。分别从“隶书极则《礼器碑》”“觅帖纪实”“《礼器碑》拓本断代疏证”“《礼器碑》原石拓本对勘赏析举例”“拓本早拓未必最精”“《礼器碑》临书鉴赏指南”“关于以人工智能技术建构书丹未刻时深度学习系统的补充说明”“计算机优化”八个方面对此书进行了详细的解读,将这本书从诞生到制作编排的全过程展现给读者,最后附加的“余论”还特别记录了黄宪之先生与朱明先生关于碑刻“书丹未刻时”的探讨交流,忠实记录下了双方的看法,对于读者有很大的启发性,足够引人深思。
《礼器碑刻拓对勘》依旧保持了《张猛龙碑刻拓对勘》的基本体例。本书开篇有碑帖研究专家马成名先生、李志贤先生的序言,其后是刻拓对勘部分,在卷首作者特别制作了整碑的碑式图,标明行数与列数,旁边是用原石照片组拼而成的整碑照片。便于研究者阅读时迅速找到考据点所在位置。
此外,在充分吸收广大读者对《张猛龙碑刻拓对勘》意见反馈的基础上,《礼器碑刻拓对勘》做了很多改进,有以下几个突出的亮点:
第一,精选拓本。经过作者反复比对论证(具体论证过程详见本书后记),从十余种明拓《礼器碑》中选用拓工与年份均优的善拓——孟宪章妙鉴斋旧藏明中早期浓墨精拓本,碑阳碑阴俱在,且为同时所拓,曾于启功先生主编的《中国碑刻全集》中著录,启功先生为此册题签,称其为“明初拓礼器碑”。再配以吴云旧藏的清乾隆精拓本碑左侧和碑右侧,成为碑阳、碑阴、碑侧俱全的对勘拓本底本。
第二,添加《校碑总表》。作者在前期选定影印拓本的底本时,曾经广罗海内外出版物,搜集到从明初到清末的拓本图像十余种,除了对比各本的拓工精细程度外,还通过《礼器碑》考据点的比对,将这十余种善拓的拓制年代重新加以排序、断代。将碑阳所有考据点一并列出,按拓本年代从上至下排列开来,一表在手,《礼器碑》从明初到清末的各个阶段考据点的变化便可以一览无余。对于碑帖鉴藏有实用性的参考价值。
第三,加大开本。《礼器碑刻拓对勘》采用8开大小的开本(成品尺寸350mm×260mm),较之《张猛龙碑刻拓对勘》(16开,成品尺寸285mm×210mm)大了很多。书中的原拓与原石照片也略加放大,为原大尺寸的120%左右。能够更好地满足读者对于高清印本和刻拓细节的追求。
第四,改进用纸。《礼器碑刻拓对勘》的内文印刷采用120克带有涂层的特种纸。较之《张猛龙碑刻拓对勘》所采用的无涂层纸,涂层纸对于原石肌理、存留信息的表现力更强,更加能够充分体现古人奏刀刻石的细节。涂层特种纸对于原拓墨色的还原也有着明显的优势。古人每以“毡蜡”代称拓片,就是因为拓成之后往往在拓本表面涂一层蜡,年深日久,或经揭裱,蜡凝成白色斑点,在本书中这些蜡痕斑斑可见,就是得力于涂层特种纸对图像层次的高度还原。

出版元品切れ(2022/1/19確認)